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作为民意代表机构，香港立法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5、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方面，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及财政权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尤其是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财政权力过大。
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但目前还未将民生保障提到人权保障的高度，并且民生的司法救济很少。此次会议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于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召开。国家对基本权利提供正当程序保障的义务。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
当全国人大以主权机关的身份作出政治决断时，应当以宪法典作为政治决断的外在法律表现形式，而不可载之以普通法律形式，否则会造成主权决断内容与形式的背离。三、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2}司法说认为，行政复议的目的是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的过程就是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行政复议与典型的行政处理行为或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相同，复议行为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比较，在行为性质、行为发动者、行政机关法律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一样也不是天使，如果没有独立性做保障，司法也并非天然带有公正的属性。同时聘请约占复议委员会人员总数1/2的专家担任委员。二是减轻当事人的负担。行政复议机构由政府法制机构或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充任，缺乏一套统一和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
甚至在法院审理某一案件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对法院指手画脚了。第三，科学合理的定位是行政复议机构设置的前提。
为增强复议程序的司法性，重点在于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的庭审方式。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巧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初衷，行政复议应该能够在三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减轻法院的负担。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洗澡水脏就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泼掉。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例如，台北市的诉愿（即复议）委员会专家成员占3/4，专家委员不仅仅是会诊疑难案件，而是审理所有复议案件。第三，行政复议程序方面，行政复议程序是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设计的，所以没有体现出争议双方质证、抗辩，以使行政复议人员确信法律事实并适用法律的特点。
复议案件虽然大部分以书面审理方式处理，但若当事人申请或者复议委员会认为必要则口头审理。要让行政复议制度走出困境，需要梳理现实问题，重新审视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
因而行政复议在与相对人打交道的环节上缺乏基本的程序规定。行政监督依据的是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指导与被指导的从属关系，上级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监督，具有主动性。
然而，现行的行政复议法仅仅把行政复议看作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强调的是其行政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解决纠纷的特殊性的一面。而认定其司法性质，是强调活动的性质，并没有否定复议制度放在行政系统内的合理性。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在复议机关这个主体性质上，在复议裁决结果的法律效力上，在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关系上等，都表明其行政的性质。为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7年5月29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深度完善。如同行政机关自身有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就此产生无政府的念头一样，我们肯定不能因为司法存在某些问题就产生铲除司法的念头。
如法律规定行政复议以书面审理为原则，即使有所谓书面审的例外，也非双方当事人同时在场的对质式的口头审理，行政复议人员恰恰是可以单方面地与不同当事人接触的调查形式，[6]实际上需要口头审理行政的复议案件，恰恰是事实不清楚，事实有争议的案件，如果缺少各方当事人面对面的调查、核实与质证，弄不清楚的事实仍然模糊不清或者只听被申请机关的一面之词，使得复议裁决变得更为困难或者不公正。另外，行政复议的公开透明度不够，关于行政复议机关是怎样与被审查机关沟通的，是不是听过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机关除了答复书中的说辞外，对行政复议机关又有其他什么样的意见等，申请人不知道，外界更是无从知晓。
而后的案件数量下降，则很容易理解为人们在接触使用复议制度后，社会上会扩散人们对它的观察和使用后的意见，从而导致案件数量下降的结果。由于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普遍怀疑，以至于法院依法作出了当下比较公正的判决了，也同样被诟病、怀疑、批评。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其中有4个条文涉及行政复议，分别是第17条第2款、25条第2款、37条、38条。在省级政府法制机构设立全省统一的行政复议人员管理机构，统一任免和管理全省各级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复议人员。
强调行政复议活动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因为没有这样的定位，相对人就不会信任行政复议制度，不信任这种制度，复议法所设计的层级监督功能就无从启动和谈起，保障监督依法行政就是一句空话。第二，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救济的范畴，与司法活动相类似，具有明显的司法化特征，与行政监督制度有着较大区别。三是留给行政机关一次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因为即使是现在这种状况，不能复议的行政案件也是要给途径申诉的，与其如此，行政复议的范围拓宽即可，这样更加便捷，有助于当事人利用这一途径。
另一方面，忽视程序约束和行政复议的纠纷解决机理，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不充分。但同时，行政复议也更具司法的属性与特征。
有的是法律，有的是行政法规，还有的是部门规章。另外，完善听证程序，对复议申请人的申请听证权、法定听证范围以及听证的具体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确立行政复议听证中的裁审分离和案卷排他性原则。
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1年第5期。另一种着眼于行政复议的行政内部监督功能，强调行政复议组织对行政首长的依附性和程序的简便高效，{5}也即主张行政复议的行政性。
这些完善性规定从本质上看，除了具体工作更加便于操作之外，主要是对复议法忽视复议活动准司法性的一种纠偏。{3}笔者认为，司法说和准司法说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准司法的准字无非是想标明这种司法是行政机关作为的。重塑行政复议准司法化的观念，修改行政复议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为行政复议申请人提供权利救济作为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才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真正出路。但两者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应当以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性为主，将两者兼收并蓄。
复议制度作为解决纠纷途径的特点仍然在法中没有得到体现。据统计，在《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初期，各地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大增，不少地方甚至超过了行政诉讼案件。
第一，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仍然不清晰。此前，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特性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着眼于行政复议权利救济、解决纠纷的功能，强调的是其准司法性。
其实，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的经验，有些经验我们不妨拿来。虽然在我国真正的禁止单方面接触在司法领域还没有普及，但是我们对行政复议制度却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